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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。

    明代初年皇帝经常参加内阁的集议，但自成化以后就基本上不参加了，只有孝宗还偶尔召见阁臣。

    在明代，章奏的转呈与皇帝的批答乃至于最后发抄生效，都必须经过内阁，内阁进行票拟时，阁臣要集议，即阁议，形成共识。

    自英宗之后，皇帝怠政普遍，内阁的票拟成为皇帝决策的最重要依据。

    虽然内阁票拟须经皇帝批红方能成为决策，但没有内阁票拟的中旨传出被视为不符合程序，六科可以封驳，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，皇帝只是执行了阁议的决定。

    中国向有“大事必集议”的传统，即君主和大臣集体议论国事，以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。

    秦汉时期已发展出了一套皇帝和羣臣讨论决策的机制，这种机制到了唐代更加成熟，到了明代已经发展成为廷议，也就是集议。

    根据决策的内容、参与人员和集议地点的不同，有朝议、阁议、廷议、部议等形式，但其实都算廷议的一种。

    其中部议主要是六部将皇帝交付的有关本部的奏章，进行部内的讨论和议决，提出具体处理意见。

    阁议主要讨论超越六部和九卿职权所辖的政务，提出对策，大致而言，阁议讨论的是国家日常政务中出现的问题。

    更为重大的决策则须提交廷臣集议，即朝议、廷议。

    所有这些集议的结果都需上奏，由皇帝做出最后裁决。

    做为商议重大机要决策的廷臣，则是指朝会上有资格进殿的那一小拨人，也就是朝廷三品以上文武官员。

    虽然不管是廷议还是阁议，最后的结果都需要皇帝“圣裁”，但因为明朝中后期独特的政治体制，皇帝对于阁议和廷议的结果，一般都不会反对，而是会选择认可，因为这代表朝廷的决议。

    应该说，魏广德做出皇帝可能希望通过廷议来确定对蒙古的态度，对内阁几人来说都是最为不利的结果，这意味着他们无法在这件大事上发挥作用。

    但是廷议的结果，也是最有效的，封堵朝臣嘴巴的。

    因为一旦一项事物由廷议得出结果，其他官员，甚至是科道言官都必须闭嘴，只能无条件接受廷议的结果。

    就算有意见，也只能保留。